代表、坐镇临沂的参谋长徐祖诒也和张自忠、庞炳勋一样，局限于考虑临沂一地情况，对敌人主力并未战败而突然脱离战场的情况既不进行分析判断，更不进行侦察搜索，竟以不被攻击为满足，致电李宗仁：“临沂之敌自昨晚攻击受挫，确已向沂河东岸汤头镇退却，现以新到之王旅及汤部骑兵相机追击，与敌保持接触。”〔98〕直至4月1日坂本支队主力出现于向城、已与第20军团作战时，张自忠军的《战斗详报》还说：“敌之交战部队系板垣第5师团之大场42联队及铃木第6联队……等，兵力约七八千人”，“军之任务为确保临沂……对敌攻击，胜利殊无把握”，决心占领阵地防守，仍未觉察敌军主力去向。蒋介石致电批评张自忠：“临沂之敌得自由转用于向城、兰陵镇方面，实该军之耻。”徐祖诒总结说：“军以下各部队长均未能明了自身战斗间的责任，成机械式之行动，惟上级之命是从，故致误战机。”〔99〕话说得都很有道理，不过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在作战指导上都缺乏全局和发展的观念。战役指导违背战略方针，是造成会战后期数十万大军仓促突围的基本原因。
台儿庄战斗胜利后，中国统帅部及第五战区许多高级指挥官对胜利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总结，忽略了中日两军总的实力对比，更未对战局发展的可能前途进行合理的预测，因而或多或少地夸大了台儿庄胜利的作用。这样，适合自己想法的失实情报就易于接受，相信“台儿庄胜利已激起日方反战运动，致预定由国内增加8个师团亟早解决华北战局之计划打消”，因而李宗仁一面致电统帅部，一面请白崇禧回统帅部请示向第五战区增兵，“集中所有力量”，企图乘势进行一场“确定胜利基础的战略性战役决战”。最高统帅也同意这一意见，于是大批军队源源不断地调至徐州附近。这种作战指导不符合实际，更违背了持久消耗战的原则。而且不断将兵力投入第一线，不断向东延伸右翼，形成西起微山湖、东至郯城南，绵亘300余里的防御正面，又未控制强大有力的机动兵力及预备队并发展为实际上的专守防御，违背了攻势防御的原则。当日军从南北分7路向徐州作向心运动并切断了陇海路时，中国部队发觉已被包围，形势危急，被迫部署数十万大军仓促突围，实施战略转移。(三)关于花园口决堤当日军第14师团、第16师团沿陇海路向郑州方向进攻时，拥有数十万主力部队的第一战区竟报请蒋介石批准，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制造水障来阻止日军的西进。海峡两岸都有一些人认为此举的军事作用显著，既保住了豫中、豫西及陕西等大片国土不被日军占领，又推迟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表，等等。姑不论此举使豫、皖、苏3省40多个县市的地区沦为泽国，数十万人民葬身洪流，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而长期的灾难等政治、经济、道德方面的后果及影响，仅从军事角度看，上述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从国民政府第一战区的角度而言，决堤造成水障，确实起了阻止日军第2军西进的作用，摆脱了被追击和与日军血战的严峻局面，并暂时保住了第一战区所在的豫中、豫西等地区；但就战略范围而言，水障既未能阻止日军进攻武汉，也没有推迟武汉会战的时间。日军第2军即使不受水障所阻，在日本大本营未决定进攻武汉、其国内新扩建的10个师团未派至中国和调整部署以前，该第2军也不可能单独地进攻武汉。而事实上，恰恰是在决堤放水期间，日本内阁、大本营在6月15日御前会议上决定进攻武汉。所不同的，仅仅是主攻方向不是由平汉路南下，而是沿长江西进。其实，日军进攻武汉的主攻方向本来就有两种选择。国民政府在《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中也判断日军进攻武汉的路线有三种可能，而沿长江西进更能充分发挥日陆、海、空协同作战的优势。日军虽已占领了郑州，其大本营也未必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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