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那种“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的低烈度战争形势。随着“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国时代来临。各国开始通过内部改革来扩大军队的规模。
在这种“农夫皆操戈刃，童稚亦登册籍”的背景之下，为了“忽悠”更多的人加入军队，自然必须建立起全新的升迁体制。赳赳武夫正式跃升为各国的新贵阶层。那些“知兵”的文臣更是将历史舞台让位给了白起、廉颇、王翦、李牧等战国名将。
秦汉虽然一统中原，但却面对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的挑战。因此，一度延续了战国末期“重武轻文”的政治格局。周勃、周亚夫父子先后拜相，卫青、霍去病以大司马的名义开设幕府干涉国务的情况下，文臣能够保住原有的政治基本盘都算不错了，自然不敢奢望能够染指军权。
好在，汉武帝刘彻并非一味崇尚武力，在其所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体系下，文臣集团逐渐抬头。不过西汉末年以文士自居的王莽家族之所以能够权倾朝野。靠的并非是道德文章和儒林名望，而是其家族之中先后有五人出任大司马、掌握着兵权。
在两汉之间的乱世中，起兵于南阳的刘秀最终脱颖而出。但坐稳江山之后，他不得不给予曾鼎力支持自己的地方豪强更多的优待。使其依托着雄厚的家底和垄断官爵而形成政治影响力，很快便形成了门生故吏遍天下的门阀体系，察举制也很快成为“拼爹”游戏。
东汉末年以曹操、袁绍为首的门阀子弟与以刘备、孙坚为首的地方豪强以各自的方式在这场乱世中火中取栗。虽然由于各自教育背景的不同，曹操的文学修养较之其他汉末群雄要高上一大截。但从其履历来看，曹操从洛阳北都尉、骑都尉起家，其“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初的职务也是司空、行车骑将军事，可谓是纯正的武将。
作为曹魏帝国的掘墓人，司马懿是以丞相府“文学掾”的职务被征召的，却很早以参与军事机要。其在曹丕生前虽深受信任，但鲜有军功，位列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之后。
而真正令司马懿后来居上的恰恰是其走上前线，在与吴蜀的拉锯战中无役不与，最终从骠骑将军凭借军功一路升任至武将巅峰的大将军一职。从这个角度看，司马懿也有戎马半生的武将经历。
同理，诸葛亮等人正如王钦所言，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上述众人都应该归入武将的范畴。只是民间传说中为了满足受众的需要，刻意将其等形象描述得温文尔雅，是以这些本应被算作儒将的三国人物之被后世误认为文臣，而儒将并不等于文臣。
值得一提的是，隋唐两代虽首行科举，但在隋朝短暂的统治时期及所谓的唐初盛世之中，以关陇军事贵族为首的门阀势力依旧占据其政治生态圈的上层领域。直至武曌为巩固自身的政权，大肆屠戮李唐宗室和勋贵阶层，大唐本土和外来的寒门子弟才逐渐有了出头之时。
打破阶级和民族壁垒所释放的巨大能量，令李唐在李隆基执政时期达到了国力巅峰。但这种局面很快便以安禄山为首的胡人职业军官团的叛乱打破。“安史之乱”的爆发固然有着多重偶然因素的叠加作用，但其背后也蕴含着历史的必然。
毕竟，尝到了权力甜头的寒门子弟必然不甘于永远充当为世袭贵族服务的工具人，而那些掌握兵权的武将显然更易于在为上位者冲锋陷阵的炮灰和替自己而战的军阀之间做出选择。是以，在安禄山之后秉承着“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理念的乱世枭雄多如过江之鲫。
唐中叶至五代十国延绵藩镇割据之所以会被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所终结，倒也并不是这位出生于洛阳夹马营的“香孩儿”是什么“天降伟人”。而是宋太祖起于行伍，早已在半生的戎马中看透人性、掌握了那些石守信等老**们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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