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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的夜晚如约而至。

我早早地将它“约“了出来。

这天也不例外。

最后一节是自习课，教室里嗡嗡的说话声像一群低飞的苍蝇。

班主任不在，班长象征性地喊了两声“安静“，见没人理他，也自顾自趴在桌上写起了作业。

我盯着面前摊开的数学练习册，上面的函数图像像一座座起伏的小山，而我正困在山的这一侧，看不到山的另一头是什么。

但我今天的心思完全不在函数上。

我在等。

等下课铃。

等那个时刻——把笔一扣，把书一合，从后门溜出去，走到校门口，看到她站在那里，头发被傍晚的风吹得微微扬起，然后两个人什么也不说，转身就走。

这不叫约会。

在我们那个年纪、那种环境下，这甚至不能被称为“谈恋爱“——至少不能公开地、理直气壮地这么叫。

我们管这叫“出来走走“。

但“出来走走“这四个字里，装的东西比任何正式约会都多：装了一整个星期的思念，装了课堂上偷偷写在草稿纸上又揉掉的纸条，装了熄灯后躲在被窝里睁着眼睛想的那张脸。

下课铃终于响了。

不是那种清脆的铃声，而是学校广播系统里传出的一种沉闷的“叮——叮——叮——“，像是老式电话机的铃声，拖着长长的尾音，在走廊里回荡。

全班人像被解除了定身咒，哗啦一下全部动了起来。

椅子拖动的声音、书包拉链的声音、有人在后面喊“帮我带份炒饭“的声音，混在一起，构成了周五傍晚特有的喧闹。

我收拾得很慢。

不是因为东西多，而是因为我知道她也会慢——她总是要把课桌抽屉整理得整整齐齐才走，课本按大小排列，笔袋拉好拉链，椅子推进桌底。

她说她不喜欢周一回来看到乱糟糟的桌面。

我后来才明白，这其实是一种仪式感——她在做一件“收尾“的事，而我在做一件“出发“的事。

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告别这一周，迎接这一个夜晚。

校门口。

她果然在那里。

她穿着一件米白色的薄毛衣，牛仔裤，白球鞋。

这是她最常穿的一套衣服，朴素到几乎没有任何装饰，但穿在她身上就是好看。

不是那种让人眼前一亮的惊艳，而是一种耐看——像秋天午后四点钟的阳光，不刺眼，但暖和，晒久了你会觉得整个人都松了下来。

“走吧。

“她说。

我们不约而同地走出校门，来到那条熟悉的街道。

那条街叫什么名字，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也许是“文化路“，也许是“建设路“，反正就是那种每个小城市都有的、以某个宏大词汇命名的街道。

但那时候它对我们来说，不需要名字。

它就是我们“出来走走“的那条路，是我们从校门口出发后默认的方向，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地图。

街道不宽，两车道，两边种着法国梧桐。

九月的梧桐叶子还绿着，但在路灯的照射下泛着一种发黄的光泽，像旧书页的颜色。

路面上偶尔能看到前几天暴雨留下的积水坑，踩上去会溅起细小的水花。

路边有卖烤红薯的推车，有修自行车的摊子，有一家永远在放港台流行歌的音像店，还有一盏路灯——第三根电线杆旁边的那一盏——总是忽明忽暗的，像是在打瞌睡。

我们走过这条街无数次。

每一次都是同样的路线：出校门右转，经过那家卖煎饼果子的早餐摊（这时候已经收了），经过那家文具店（灯还亮着，老板在看电视），经过那个公交站台（等车的人歪歪扭扭地靠着栏杆打瞌睡），然后一直往前，走到没有路灯的地方，再走回来。

我们从来不走远。

不是不想，是不敢。

太远了就回不来，回不来就赶不上宿舍关门的时间——男生十点半，女生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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