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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大学士申时行走到文华殿附近，他就自然而然的感到一种沉重的负担。

这是一种道德观念的负担。

　　文华殿坐落紫禁城东部，皇帝在此就读。

1574年，万历髫龄10岁的时候，他就能挥笔写作径尺大字。

写下了“责难陈善”四个字当场赐给申先生，意思是希望他的老师能规劝他的过失，提出有益的建议。

这四个字的含义是这样深邃，书法的笔力也很劲拔，申时行接受这样的赏赐不能不感到极大的荣幸。

13年之后，申时行所深感不安的乃是他所尽的心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一个“万历之治”的灿烂理想，也许至今已成泡影。

　　申时行不是皇帝五个蒙师之一，但他所担任的功课最多，任课时间也至久。

现在身为首辅，他仍然担负着规划皇帝就读和经筵的责任。

因之皇帝总是称他为“先生”而不称为“卿”，而且很少有哪一个月忘记了对申先生钦赐礼物。

这些礼物有时没有什么经济价值，而纯系出于关怀，诸如鲤鱼二尾，枇杷一篮，折扇一把，菖蒲数支之类；但有些礼物则含有金钱报酬的意义，例如白银数十两，彩缎若干匹。

不论属于哪一类，这都足以视为至高的荣誉，史官也必郑重其事，载于史册。

　　得任为皇帝的老师是一种难得的际遇，也是“位极人臣”的一个重要阶梯。

固然并不是既为老师就可以获得最高的职位，但最高的职位却经常在老师中选任。

在皇帝经筵上值讲，必然是因为在政治、学术、道德诸方面有出类拔萃的表现。

值讲者即使还不是卓有成就的实行者，至少也是众所推服、彻底了解国事的思想家。

　　根据传统习惯，皇帝为皇太子时即应就读，受傅于翰林院诸学士，称为东宫出阁讲学。

登极之后，除继续就读而外，他还要出席另一种形式的讲学，即所谓经筵。

经筵于春秋两季气候温和之时举行，每月三次。

每次经筵，所有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大学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勋戚都要一体参加，还有给事中，御史多人也在听讲的行列中出现。

　　经筵举行的时间一般在早朝之后，皇帝在大汉将军20人的保卫下首先驾到。

在这文质彬彬的场合中，大汉将军也免除甲胄而穿上袍服，但仍携带金瓜等等必不可少的武器。

皇帝在文华殿面南坐定，传谕百官进入，行礼如仪。

至此，鸿胪寺官员将书案一张摆在御座之前，专供圣鉴；另一张摆设在数步之几为讲官所用。

参加听讲的官员鱼贯而入，分列书案左右。

　　经筵和其他所有的仪式一样，必有其目视耳听的对称均衡。

先一日用楷书恭缮的讲义此时已经陈列于案几之上。

在赞礼官呼唱之下，两员身穿红袍的讲官和两员身穿蓝袍的展书官出列。

他们都是翰林院中的优（本章未完，请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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