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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本人的著作以及有关他的传记资料，从来没有表示出他有参加任何群众运动的痕迹或者企图。

他对于工业农业的技术改进和商业的经营管理都毫无兴趣。

他的所谓“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不过是要求高级的官僚以其实际的政绩使百姓受惠，而不是去高谈虚伪的道德，崇尚烦琐的礼仪。

但这并不表示李贽自己有意于实践，而只能表示他是一个提倡实践的理论家。

至于他对女性的看法，也常常被后人误解。

他不承认女性的天赋低劣，在他看来，历史上有一些特殊的女性甚至比男人还要能干，比如他就屡次称颂武则天为“好后”。

但是赞扬有成就的女性，并不等于提倡男女平权，宣传妇女解放。

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李贽对寡妇的守节，其褒扬仍然不遗余力。

　　十分显然，李贽没有创造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的片段式的言论，也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

读者根容易看出他所反对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

　　但是这种前后不一并不能算做李贽最大的缺点。

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在以大刀阔斧的姿态立论的时候，也不是不能见到自相矛盾的地方。

卢梭倡导的个人自由，在他的铺张解说之下，反而成了带有强迫性的为公众服务的精神。

李贽的这种矛盾，在古今中外并非罕见。

　　如果把李贽的优越感和矫饰剔除不计，那么，他的思想面貌还不是难于认识的。

他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也拒绝以传统的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历史观，但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

芝佛院内供有孔子像，他途经山东，也到曲阜拜谒孔庙。

在李贽看来，儒家的“仁”、道家的“道”和佛家的“无”彼此相通，他攻击虚伪的道德，但同样不是背弃道德。

　　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

李贽和他同时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难，则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

本朝开国二百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据，而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

因为惟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

　　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

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

在道德的雄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本章未完，请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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