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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友梅

感谢作家出版社，鼓励与督促我编出这五卷本的集来。

借此对我将近半个世纪来的文学写作，作一下检阅和小结。

我发表第一篇作品，是一九四六年，在新四军的刊物《歌与剧》上，鼓励我写与为我发表那篇作品的是戏剧家张拓。

这篇作品连同发表它的刊物已经无法找到。

但从此引发了我从事写作的志愿，所以对张拓同志和这本刊物都终生难忘。

我从那时算起，到今天已经过了四十三年。

我的写作时间却不能以四十三年来算，因为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二年间，我除了写“检查书”、“思想汇报”、“改造总结”之外没写过别的东西。

虽然检讨书中少不了批判自己受外国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中国文艺黑线的影响，也还是归不到文学门类里边去。

所以公平点说，我从事写作的时间应该把前十二年和后十五年加在一起，只有二十多年时间。

好在*****中我没有参加“大批判组”“写作班子”之类的荣幸，倒也用不着把一些心爱的产品忍痛烧掉。

当然，我还是作了些选择的。

这次出的五本书，一本短篇小说，两本中篇小说，一本长篇小说，一本散文。

我写小说从短篇入手，头两篇都发表在“说说唱唱”上。

是经赵树理同志的手发的。

头一篇是参加朝鲜前线慰问团文艺组，在田汉、田间等同志带领下，在大连集中时写出来的。

当时参加那组的多是老作家，我在里边是个小催班。

跟着人家学习，得到大家的指导。

那批人现在剩下的大概不到半数了。

田汉同志，安娥同志，田间同志都早已作古。

王汶石、黄谷柳、刘盛亚、海默，也已去世。

路翎虽然活着，已经不大能动笔；严辰、逯斐同志，老病缠身。

倒是草明同志还精力俱佳。

年轻的就剩下了我和林斤澜。

斤澜功成名就，自成一家，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满头银发，一面红颜。

仍时有新作惊世。

前些年在天津还见到过何苦，不知他现在怎样了。

我在年轻这辈人中也是最不成材的。

但这头一篇小说得到几位老师的鼓励，就增强了我写小说的信心。

树理同志看了这篇小说后，只提了一个意见：“你以后把字写清楚点行不行？

别的我还能猜，这人名地名却没法猜。”同时又给我分派了一个任务：“马上就是八一节了，你再写一篇反映八路军生活的小说来。”于是就接着写第二篇。

这就是《咱们都是同志》和《成长》。

今天来看，实在是连中学生作文水平都没达到。

我选这两篇，一是为纪念扶持我起步的几位老前辈，二是想露露自己的丑。

提醒自己：别以为你有什么天才、灵气。

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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