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八五年冬,湖南永州的寒气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
十一月十八日下午两点,三家里村庄蒋家老宅的堂屋里,接生婆掀开蓝布门帘,朝外喊:“生了!带把儿的!”
蹲在门口抽旱烟的蒋三喜猛地起身,烟杆在青石门槛上磕出清脆的响声。他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堂屋里弥漫着艾草和血腥混杂的气味。妻子李玉英躺在竹床上,面色苍白却带着笑,怀里裹着大红襁褓的婴儿正扯着嗓子哭喊,那声音洪亮得仿佛要掀翻老瓦房的屋顶。
“这嗓门,将来怕不是要当大官的。”接生婆把襁褓递过来,满脸堆笑。
蒋三喜接过儿子,仔细端详。婴儿脸蛋红扑扑的,眉眼像母亲,鼻梁却像蒋家人,挺直而有力。忽然,婴儿睁开眼,乌溜溜的眼珠转动着,那眼神竟不像新生儿该有的懵懂,倒像是带着某种与生俱来的审视。蒋三喜心里莫名一跳。
“取个名吧。”李玉英轻声说,声音里透着疲惫。
窗外,鸭群正扑棱着翅膀掠过结着薄冰的河面,溅起碎银般的水花。远处传来悠长的船工号子。蒋三喜想起昨夜那个奇梦——漫山遍野的大雪,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唯独山坳里一树红梅凌寒怒放,开得热烈而倔强。
“就叫雪保吧。”蒋三喜缓缓开口,“蒋雪保。大雪保丰年,盼他一世平安。”
“雪中有梅,寒里生香。是个好名。”刚从村小赶回来的爷爷蒋文轩捋着花白胡须点头。他是三家村里唯一的公办教师,说话总带着几分文绉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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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腊月二十三,小年。
村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被抬进蒋家堂屋。十四英寸的“金星牌”,外壳是深绿色的塑料,屏幕蒙着深蓝色保护布。这是蒋三喜在乡信用社当会计,每月四十二块五的工资,硬生生攒了两年才置办的大件。
当晚,蒋家院子挤满了人。男女老少搬着小板凳,揣着炒瓜子,眼巴巴等着天黑。七点整,蒋三喜拧开旋钮,屏幕上雪花闪烁,滋啦作响。他小心翼翼地调整天线——一根绑在竹竿上的铝丝,伸到屋檐外。
忽然,图像清晰了。《霍元甲》的主题曲炸响在冬夜里:“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
“出来了!出来了!”孩子们欢呼雀跃。
三岁的雪保坐在奶奶怀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个会动的小方盒子。霍元甲在屏幕上施展迷踪拳,拳风似乎能穿透屏幕。雪保忽然伸出胖乎乎的小手,去摸屏幕上的人影。
“傻孩子,那是影子,摸不着的。”熊冬香笑着抓住孙子的手。
“奶奶,他们为什么在盒子里?”雪保仰头问。
“那不是盒子,是……是……”熊冬香没上过学,说不清楚。爷爷蒋文轩接过话头:“那是电视机,能把很远很远的人和事,搬到这里让我们看见。”
雪保似懂非懂,但从此记住了:世界很大,大到可以装进一个小小的盒子里。
那晚散场后,蒋三喜摸着发热的电视机外壳,对妻子说:“这东西,让孩子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李玉英在灯下缝补衣裳,针线穿梭得飞快:“看见了,心就野了。你看雪保那眼神,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蒋三喜没说话。他想起儿子出生时的眼神,心里那点莫名的预感又浮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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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五岁那年春天,爷爷开始教雪保打算盘。
那是一把老算盘,檀木框架已被摩挲得油亮,算珠是乌木的,拨动时发出清脆的“噼啪”声。蒋文轩把孙子抱在膝上,握住他的小手:“来,爷爷教你。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
雪保的手指出奇地灵活。不出三天,简单的加减法已能打得飞快。一个月后,他已经能和爷爷对打——爷爷报数,他打算盘,结果分毫不差。
“这孩子,是块学算盘的料。”蒋文轩对儿子说,眼里有掩不住的骄傲。
但雪保真正的数学启蒙,来自父亲的账本。
蒋三喜在乡信用社当会计,每晚都会把当天的账目带回家复核。五岁的雪保就搬个小板凳坐在父亲腿边,看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在父亲指尖流淌。
“爸,这个是什么?”雪保指着账本上的“借”和“贷”。
“这是记账的方法。”蒋三喜难得有耐心,“好比张婶今天来存了十块钱,我们就在她名下记‘贷’十块,在信用社的账上记‘借’十块。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雪保眼睛亮了:“就像奶奶的鸭子,生一个蛋,就多一个蛋。少一个蛋,就少一个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