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八八年夏天,蒋玉龙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三家村。
那天傍晚,邮递员的自行车铃在村口响起时,蒋家正在吃晚饭。一碗腌辣椒炒腊肉,一碟清炒空心菜,一锅南瓜粥。邮递员在院门外喊:“蒋玉龙,挂号信!”
蒋三喜的筷子停在半空。李玉英的手抖了一下,粥洒在桌上。蒋玉龙放下碗,起身的动作有些僵硬。只有雪保还在埋头喝粥,耳朵却竖得老高。
蒋玉龙走到院门口,签了字,接过那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右上角印着红字:衡阳铁路学院。他的手在抖,撕了三次才撕开。
里面是一张浅绿色的录取通知书,铅字印刷,盖着鲜红的公章。蒋玉龙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慢慢转身,走回饭桌。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通知书放在桌上,推到父亲面前。
蒋三喜摘下老花镜,用衣角擦了擦,戴上。他看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像在数钱。最后,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
“考上了。”他说。声音很平静,但握着眼镜的手在颤抖。
李玉英“哇”一声哭出来,又赶紧捂住嘴,肩膀一耸一耸的。蒋文轩从里屋出来,接过通知书,看了又看,嘴唇翕动,没发出声音。
只有雪保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爬到凳子上,凑过去看。纸上那些字他认不全,但“录取”两个字认得。哥哥要去上学了,他知道。可上学为什么要哭呢?
“哥,”他拽拽蒋玉龙的衣角,“你什么时候走?”
“九月。”蒋玉龙的声音有些沙哑。
那天晚上,蒋家没开电视。全村人都来了,挤了满满一院子。男人们抽着烟,女人们嗑着瓜子,孩子们跑来跑去。蒋三喜拿出藏了三年的五粮液——那年他评上信用社先进工作者得的奖品,一直没舍得喝。蒋文轩泡了最好的茶,茶叶是清明前在山上自己采的。
“玉龙出息了!”“咱们村第一个大学生!”“铁路学院,出来就是国家干部!”
道贺声此起彼伏。蒋玉龙站在中间,脸涨得通红,只会点头,说不出话。雪保挤在人群里,仰头看着哥哥。煤油灯下,哥哥的影子被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院墙外,像要伸到很远的地方。
夜深了,客人散了。蒋三喜坐在堂屋里,就着煤油灯光,又看了一遍通知书。学费一年120元,住宿费40元,书本费30元,杂费20元。一共210元。
他起身,从床底拖出个木箱,打开锁。里面是个铁皮盒子,盒子里是存折。他翻开,最后一页写着:余额487.35元。
“够了。”他自言自语。
李玉英在灯下赶制新被褥,棉花是今年新弹的,被面是红缎子,上面绣着鸳鸯——本来是她给自己准备的嫁妆。针线穿梭,密密匝匝,像要把所有的不舍都缝进去。
雪保睡不着,爬起来,光着脚走到哥哥屋里。蒋玉龙也没睡,坐在床上,对着墙壁发呆。
“哥,”雪保爬上床,“铁路学院是学什么的?”
蒋玉龙回过神,把弟弟抱到腿上。“学修铁路,开火车,管车站。”
“铁路是什么?”
“铁路就是……”蒋玉龙想了想,“两根铁轨,让火车在上面跑。火车能拉很多很多东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
“比拖拉机拉得多?”
“多多了。一列火车能拉几十个拖拉机的货。”
雪保睁大眼睛。几十个拖拉机,那是什么概念?他想不出来。
“哥,你学了铁路,能开火车吗?”
“不一定。铁路有很多工种:司机、调度、检修、工务……我学的是铁道工程,就是修铁路的。”
“修铁路难吗?”
“难。要测量,要计算,要施工。一根铁轨多重,要多少枕木,要多深的地基,都要算得清清楚楚。算错一点,火车就会翻。”
雪保似懂非懂。但他记住了“计算”两个字。原来修铁路也要算账,和他算鸭蛋一样。只是鸭蛋的账用算盘就能打,铁路的账,恐怕要更大的算盘。
“哥,”他忽然问,“铁路能让人致富吗?”
蒋玉龙愣住了。这个问题,他从来没想过。他考铁路学院,只是因为分数够,因为毕业包分配,因为能跳出农门。致富?他没想过。
“应该能吧,”他说,“铁路让物资流通,流通创造财富。比如咱们永州的橘子,以前运不出去,烂在地里。有了铁路,能运到北京、上海,就能卖钱。”
雪保眼睛亮了。流通创造财富。这句话,像一颗种子,落进他心里。很多年后,当他研究物流公司、港口码头、高速公路时,总会想起这个夜晚,哥哥说的这句话。
“哥,”他说,“你好好学。等你修了铁路,咱们的鸭蛋也能运到北京去。”
蒋玉龙笑了,摸摸弟弟的头:“好,哥好好学。”
窗外,月亮升得很高。月光透过窗棂,在地上画出一道道银色的格子,像铁路的枕木,一根,一根,伸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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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九月,蒋玉龙要走了。